因妻子身患尿毒癥卻無錢治療，被逼無奈的廖丹私刻醫院公章、偽造醫院收費單據為妻子治病。4年間，他共騙取醫院的醫療費17.2萬余元。今年2月，廖丹被警方控制。(7月12日《新京報》)

　　我首先要說，廖丹雖然涉嫌犯罪，但是，他也是一個對病妻不離不棄的好丈夫。當廖丹因醫藥費陷入窘境時，身邊曾有人勸他：“差不多就行了，這病沒救。”但廖丹即使知道妻子的病沒救，還是窮盡一個卑微男人之所能，甚至不惜鋌而走險。廖丹自己也患有糖尿病和肺結核，為了省錢給妻子治病，他從不去看醫生。這樣的男人犯罪，法律不原諒，公眾會原諒，而且還有同情和敬重——敬重他對妻子的那份責任和擔當、那份做人的道義和良心。

　　其次我想說，現行的醫療救助制度，需要站在公眾面前接受“審判”，因為它涉嫌把一個善良守法的公民逼上犯罪的道路。如果一個窮人得了大病，自己無力負擔醫藥費怎么辦？現行醫療救助制度并沒有對此作出妥善的安排。被輿論關注而獲得救助的窮病人只是極少數，更多付不起醫藥費的窮病人，要么被醫院掃地出門，要么干脆在家里等死。“我總不能掐死她”，短短幾個字飽含著窮人的無奈、委屈、悲哀和怨憤，讓人痛徹心扉，這不只是申辯，而更像是一句控訴！正如人們講了無數遍的那個故事：1935年冬天，美國紐約市一名老太太因偷面包被告上法庭，她需要面包喂養3個快要餓死的孫子。法庭宣判后，時任紐約市長站了出來，幫助老太太支付10美元罰金，并要求在場的每個人都交50美分的罰金，理由是——為我們的冷漠付費，以處罰我們生活在一個要老祖母去偷面包來喂養孫子的城市。

　　再次我要說，法律無外乎人情，法律之上還有人性。可以設想，假如廖丹不騙取醫藥費，他的妻子可能已經病死。這等于說，廖丹以涉嫌犯罪的方式挽救了一條人命。對此，檢方、法庭該如何厘清其中的善與惡？依法律，廖丹理當受到懲處；依人情，如果他被判實刑，他的妻子、孩子誰來照顧？法院如何判決我們將拭目以待，而相關的制度性反思和改進應該從現在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