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時代對錯案實行責任“連坐”，實質就是對行使公權的失職瀆職行為追究連帶責任，以嚴格司法權的規范運行。

　　“為什么我們的法官老出問題、判錯案？是我們的院長把這樣一些不稱職的法官留在了法官崗位上！”7月11日，河南高院院長張立勇在該省法院審判管理工作會議上的這一問一答，雖然尖銳，卻發人深省。

　　把脈問診，河南高院開出藥方：追責的棍子“一定要打到院長的身上才行”，“只有院長真正意識到，抓不好審判管理就是你失職，才有可能不出現這樣的案件。”

　　問責，我們從不陌生。從2003年“問責年”開始，在公共安全、重大責任事故中，問責失職瀆職官員，正發展成為一種成熟的政治生態。但司法工作中，辦案錯誤，能否問責、問責能否成為一種常態，卻是一個新的話題。

　　與封建社會個人犯罪“株連”制度完全不同，法治時代對錯案實行責任“連坐”，實質是對行使公權的失職瀆職行為追究連帶責任，以嚴格司法權的規范運行。發生錯案，問責領導，目的就是通過責任倒逼，督促每一個訴訟環節都能秉公執法，進而共同守護社會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

　　在當下的司法環境中，承辦人固然是案件裁判的第一道關口、第一責任人，但是，“上級指令”、“集體決定”也往往是司法工作無法逾越的程序。“合議庭合而不議，合議制度形同虛設；庭長、院長審查不細，把關不嚴；審委會討論案件走過場、走形式；審判管理只是個擺設。”面對尷尬，讓所有司法決策環節都為且只為自己的重大過錯行為埋單，發揮各個司法環節之間的相互監督制約作用，對于提高辦案質量、預防錯案發生，具有制度性價值。

　　法官辦錯案，問責院領導，并不缺乏上位法的支持。《公務員法》第八十二條有關于領導“引咎辭職”的明確規定，《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第五條、第七條也作出了類似規定。《法官法》更是明確規定了應對法官給予懲戒的各種禁止性行為。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頒布了《人民法院審判人員違法審判責任追究辦法(試行)》，則對此進行了細化。在這樣的背景下，河南高院今年4月發布了《錯案責任終身追究辦法(試行)》，對造成錯案的法官實行終身追責，即便當事法官已經升職、離崗、辭職、退休也照樣予以追責。3個月之后的今天，河南高院還擬“深追”：案件質量再出問題，不僅追究辦案法官的責任，還要追究主管領導直至院長的責任，對后者的追究放在首位。

　　一個“終身追責法官”，一個“先行追責領導”，我們不敢斷言河南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一定能夠鎮住“錯判”，但有理由期待，雙劍合璧之下，面對“錯判”就可能付出政治生命、職業生命和個人自由的代價，重視建立科學的審判管理體系、強化審判工作監管力度的院長將越來越多，斷案中草率行事、“眼睛花了”甚至徇私枉法的法官將越來越少，司法權威也由此進一步樹立。

　　而這樣的期待，希望不僅僅出現在河南，還能在更多地區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