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昆明鐵路公安處看守所里，在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當中，曾經一度廣為流傳著這樣一句話：“你的案子在誰手里？如果主訴檢察官是楊蒙溪，那你被判處的刑法一定在十年以后，你不要狡辯，狡辯也沒有用。”楊蒙溪，一位在鐵路檢察系統遠近聞名的辦案能手，一位令犯罪嫌疑人聞風喪膽的女檢察官。 

　　“一天的自由也是自由” 

　　2007年7月，楊蒙溪承辦了昆明鐵路局開遠儲運公司原經理楊丹青貪污、受賄案。一開始楊丹青拒不認罪，楊蒙溪就反復做他的工作，勸他悔罪。楊蒙溪認為，刑法的最終目的是通過懲罰犯罪而預防犯罪的發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有一個較好的悔罪表現，法院在量刑的時候就會對他予以相應從輕、減輕的處罰。而且，他有一個較好的悔罪表現，表明他已經認識到了自己犯罪行為的危害性，那么在他最終獲得自由的時候，他就不會再犯罪。所以檢察官多做一些工作，對于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回歸社會，化解社會矛盾都是有很大益處的。 

　　楊蒙溪和楊丹青談了很久，楊丹青都說自己沒做過什么違法犯罪的事。其實對于認定案件事實，楊蒙溪是不擔心的，因為她手里早已經掌握了充分的證據，但是她還是不厭其煩地從社會、家庭、個人等方面為楊丹青分析犯罪的危害和悔罪的益處。就在這個時候，一只小鳥飛到了看守所的鐵欄桿上，在鐵窗上跳躍著，楊蒙溪趁熱打鐵：“小鳥雖然現在停留在鐵窗邊上，但是它最終是要飛向藍天的。連一只小鳥都知道自由的可貴，那么對于你來說，一天的自由也是自由，如果你能夠有一個好的認罪態度，爭取到哪怕只有一年、一個月、一天的自由，都是非常非常寶貴的。”楊蒙溪誠懇的態度打動了楊丹青，楊丹青表示愿意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實，并在檢察院的配合下，讓家屬退繳了大部分贓款。 

　　楊蒙溪本來以為這個案件會順利審結，可意想不到的是，開庭當天，楊丹青的辯護律師為楊丹青作了無罪辯護，楊丹青也當庭翻供。面對突如其來的情況，出庭支持公訴的楊蒙溪很著急，既然被告人楊丹青都已經退賠了那么多贓款，這個時候再翻供，對于被告人來說是非常不利的，楊蒙溪覺得被告人很顯然是不明白這其中的道理。具有多年公訴經驗的她很快鎮定下來，沉著冷靜地利用多媒體在法庭內的大屏幕上一項一項地展示了楊丹青犯罪的證據，打破了楊丹青的僥幸心理。然而，就是在最后的關頭，她還不忘感悟楊丹青，她讓楊丹青看一看大屏幕。楊丹青看到楊蒙溪的公訴意見書上寫著這樣一句話：“認罪態度較好”！楊丹青很受觸動，覺得檢察院一直都在肯定自己的認罪態度，都在給自己機會，自己賴是賴不掉的，那樣只會加重刑罰，自己應該老老實實把做過的事情說出來。于是法庭上出現了戲劇性的變化，辯護律師為被告人作無罪辯護，而被告人自己作了有罪供述。 

　　庭審后，楊丹青又主動退賠了剩下的贓款。最終法院根據楊丹青的悔罪表現，在量刑的時候對楊丹青予以相應從輕的處罰。 

　　“牢牢把好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 

　　楊蒙溪把辦案質量視為自己的生命，牢牢把好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她認為檢察官不但要搜集犯罪嫌疑人有罪和罪重的證據，還要搜集犯罪嫌疑人無罪和罪輕的證據。身為公訴處副處長的她每年辦理的刑事案件在處里不但數量名列前茅，質量也是有口皆碑的。多年來她個人承辦案件436件615人，審批案件374件451人，公正執法，不枉不縱，沒有一件案件撤訴，更沒有一件案件被法院判處無罪。 

　　2009年，楊蒙溪承辦了一起運輸毒品案。犯罪嫌疑人徐京山、胡耀持昆明至武昌的旅客列車車票，從昆明火車站進站乘車，在進站口，鐵路公安從胡耀所攜帶的紙袋夾層內當場查獲甲基苯丙胺468克。楊蒙溪在審查案件的過程中發現了一個問題：被抓獲的徐京山和胡耀的車票錢是一個叫“桂蘭”的女人給的。在這個案件中，胡耀是運輸毒品的“馬仔”，徐京山是負責監督胡耀的押運人，而“桂蘭”就應該是幕后的主使。必須抓獲“桂蘭”，讓她受到法律的嚴懲。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由于毒品是在胡耀身上搜出來的，徐京山的身上并沒有發現毒品，在徐京山一口否定的情況下，就很難認定徐京山是運輸毒品的共犯。只有抓獲了“桂蘭”，才能夠證實徐京山是押運人，也才能夠認定徐京山和胡耀從犯的身份。 

　　但是，到哪里去找“桂蘭”呢？毒品犯罪的嫌疑人通常都非常謹慎，他們往往單線聯系、行蹤詭秘。徐京山和胡耀只知道這個幕后的女人叫“桂蘭”、“蘭姐”，但對于“桂蘭”真實的姓名是什么、是哪里人、家住哪兒，這些信息一概不知，這就使尋找“桂蘭”的工作像大海撈針一樣難。楊蒙溪一遍又一遍地審查案卷材料，發現了重要線索：在一次訊問筆錄中，徐京山說過“桂蘭”要乘飛機離開昆明。那么機場就可能會有“桂蘭”的信息。楊蒙溪興奮極了，立刻把這條線索告知了公安機關，將案件退回補充偵查。但是時隔不久公安機關就回復：“到機場查過了，旅客離港信息里沒有‘桂蘭’這個人。這很可能就是一個綽號，或者就是‘王桂蘭’、‘張桂蘭’、‘李桂蘭’。” 

　　難道就讓“桂蘭”逍遙法外？當然不能。楊蒙溪又多次提訊徐京山和胡耀，希望能找到任何有關“桂蘭”的蛛絲馬跡。最終胡耀告訴楊蒙溪，有一個網友好像和他談起過“桂蘭”。 楊蒙溪立刻要來胡耀的QQ號，以胡耀的身份上了QQ，希望從這個網友身上打聽到“桂蘭”的行蹤，可對方的QQ頭像始終沒亮過。 

　　案件的補充偵查工作山窮水盡，楊蒙溪也一愁莫展。如果這個案件就這樣審結，根據“疑罪從無”的原則，徐京山極有可能會逃脫法網，而“桂蘭”也會繼續逍遙法外。楊蒙溪還是不甘心，她決定再跑一趟，再去機場，再查一查。她和同事找到機場民警，提供了“桂蘭”的往返地點和大概時間，詳細說明了已經掌握的“桂蘭”的所有情況。經過仔細排查，幾經周折，在檢察院和公安機關的配合下，終于在機場查到了“桂蘭”的信息，并將其抓獲。被抓獲時，“桂蘭”體內還藏有毒品。 

　　桂蘭被認定為運輸毒品的主犯，被判處無期徒刑，徐京山和胡耀被認定為運輸毒品的從犯，徐京山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胡耀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拿到判決書的時候，胡耀連連說：“判得公正，判得公正，替我好好感謝檢察官，如果不是她，我不可能被認定為從犯，也不可能被判得這么輕。她和我根本都沒有什么關系，卻能夠為我盡心盡力地做事情。我一定要好好改造，最少要對得起自己，對得起楊檢察官的公正。” 

　　其實在看守所的八個月里，胡耀心里可謂是五味雜陳、忐忑不安。剛進去不久，同監舍的舍友聽說承辦胡耀案件的檢察官是楊蒙溪，都紛紛對胡耀說：“你完了，你不是無期，你就是十五年，你不要狡辯，狡辯也沒用，誰要是落在楊蒙溪手里，就絕對跑不掉。”胡耀當時就有如泄了氣的皮球，心想自己恐怕要在監獄里呆一輩子了。讓他沒有想到的是，在實際見到楊蒙溪以后，他覺得這個令犯罪嫌疑人聞風喪膽的檢察官很客觀、很負責任；也讓他沒有想到的是，宣判以后自己會是這樣一種感恩的心情。 

　　“蠟燭始終都是要燃燒的” 

　　2010年10月，在最高人民檢察院舉辦的“全國第四屆十佳公訴人暨優秀公訴人”業務競賽上，楊蒙溪憑借深厚的法律功底和嫻熟的業務技巧及高超的臨場思辨能力，榮獲“全國優秀公訴人”。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這位“全國優秀公訴人”，當年僅僅有著師范中專的畢業文憑；更沒有人知道，這位“全國優秀公訴人”在病痛的折磨下，付出了幾倍于別人的努力。 

　　由于一次意外，楊蒙溪的左眼患了視神經萎縮，屬于目前醫療水平尚無法治愈的眼病。醫生曾經給楊蒙溪下了結論：32歲以后左眼就會失明。這樣的眼疾不允許用眼過度，而作為公訴人的楊蒙溪總是要長時間看卷宗、用電腦。楊蒙溪的母親一想到女兒每多用一分鐘電腦，就有可能快一分鐘失明，就忍不住抹眼淚，她苦口婆心地勸楊蒙溪辭職，換一個不需要這樣用眼睛的工作，可楊蒙溪就是不聽，為此母女間還鬧過一段別扭。后來楊蒙溪向母親道了謙，懇切地向母親說了自己的想法。楊蒙溪的母親說：“蒙溪實在是太喜歡這個職業了，我束手無策。蒙溪對我說她離不開她的工作，她說她的工作關乎一個人的生命和自由，責任非常重大，不能有半點疏忽。”母親最終理解了女兒。 

　　楊蒙溪把全部熱情和精力都投入到了檢察工作中。為了解決工作和生活的矛盾，她常常是下了班就加班，很多時候是丈夫和女兒吃完飯，又用飯盒裝上她的飯，然后到檢察院來接她，她的晚飯就在回家的路上、在車上解決，這樣她不但贏得了三、四個小時的工作時間，晚上還可以陪陪女兒。但是這樣長時期工作和用眼的結果就是：她本來就視神經萎縮的左眼，視力只有0.1，幾乎是凝神看一樣東西，一秒過后眼前就會一片黑暗。右眼受左眼的拖累，視力也下降到了0.3。而且視神經萎縮還導致她會時常眩暈，同事經常看到她在干工作的時候站立不穩，突然扶住桌子，然后休息幾秒鐘又開始繼續工作。作為楊蒙溪的處長，劉學武是這樣說的：“對于其他人來說，兩只眼睛辦案有時都很困難，可楊蒙溪單用一只眼睛就把工作完成得很出色。” 

　　楊蒙溪很樂觀，她總是和同事們開玩笑：“醫生不是說我32歲就會失明嗎，我都已經過了32歲了，還沒有失明，那多過一天我就又多賺了一天。”她認為自己眼睛的使命和蠟燭一樣，蠟燭始終都是要燃燒的，放在需要它的地方燃燒，它可以照亮別人，也可以照亮自己；但是把它放在角落里面，它最終還是默默地燃燒了，實際上發揮不了它的作用。自己的眼睛哪怕最終要失明了，也要得其所用。與其悲觀、失望地去等待黑暗，不如開開心心的，為了一路上幫助過自己的人，也為了自己所熱愛的事業，盡一份心力。 

　　從一名書記員成長為一名全國優秀公訴人，從師范中專畢業生到法律專家，楊蒙溪把自己當成了一只始終要燃燒的蠟燭，她不屈不撓、認認真真、孜孜不倦在公訴崗位上完成著蠟燭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