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述 

　　作為中央司法體制改革中一項重要內容，最高人民檢察院日前正式下發了《關于省級以下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的案件由上一級人民檢察院審查決定逮捕的決定（試行）》（簡稱《規定》），該文件對改革人民檢察院自偵案件審查逮捕程序作了詳細規定。在這項改革之前，自偵案件的立案、偵查、逮捕、起訴均依法由同一個檢察院辦理，權力較為集中。盡管內部有分工和制約，但容易產生監督制約不到位的問題，《規定》改革了檢察機關內部的辦案機制，確立了上一級檢察院決定逮捕的模式，能夠最大限度地強化內部監督制約，也符合社會各界要求對職務犯罪逮捕加強監督、提高辦案質量的期待。但該種改革措施在執行過程中現已出現一些問題，應采取怎樣的對策克服困難，是必須思考的問題。在對現階段自偵案件逮捕基本情況進行調查的基礎上，本文對自偵案件決定逮捕權上提一級產生的問題進行分析，提出解決方案，以期為優化職務犯罪案件決定逮捕權提供服務。 

　　二、《規定》出臺前的職務犯罪案件逮捕情況分析 

　　通過最近幾年我院查辦的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作為職務犯罪案件逮捕基本情況的調查發現，貪污賄賂犯罪案件數量在自偵案件中占據相對多數，能夠較為直觀地反映職務犯罪案件逮捕情況及特點，把握當前司法實踐中職務犯罪案件逮捕程序運作的基本現狀，從而折射出改革自偵案件決定逮捕權配置的實務動因、實踐難題。 

　　第一，不捕率低。近三年，我院反貪部門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犯罪案件26件24人。其中，反貪部門報捕24件23人；偵查監督部門決定逮捕22件21人，決定不捕1件2人。可見，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不捕率為8%。上述貪污賄賂犯罪案件逮捕情況基本數據反映出，在當前職務犯罪由同一檢察機關自偵自捕的辦案模式下，職務犯罪案件不捕率相對較低，偵查監督部門通過不予逮捕的形式對本院自偵部門辦案進行監督的力度顯然較弱，內部監督乏力。 

　　第二，報捕質量不高。反貪部門在報捕時符合逮捕條件的貪污賄賂犯罪案件共22件20人；仍有部分案件報捕時尚不完全符合逮捕條件，具體數量為4件3人，占所有報捕案件的18%。這部分報捕質量不高的案件成為逮捕質量管理與控制的隱患。同時，決定逮捕后經偵查仍取證不到位2件2人。報捕時證據不到位導致不完全符合逮捕條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案情復雜但拘留期間取證時間過短、犯罪嫌疑人對抗偵查、案情牽涉的行賄人、證人等去向不明等因素。經同一檢察院內不捕訴聯動后，部分報捕質量不高的案件也予以決定逮捕，但仍存在后續偵查程序取證無法到位的風險，嚴重影響偵查績效與逮捕質量。 

　　第三，案件批捕后具有很大的深挖性。對于逮捕后風險較大的案件，雖然具有逮捕質量不穩定的隱患，但捕后案件的重大深挖性也是不能忽視的重要問題。一味追求捕前案件證據完全到位顯然無法符合職務犯罪的查案實際情況與案件發展特點。有的案件具有自身深挖性；例如，我院立案偵查初期確定袁某有受賄3萬元的證據。逮捕后，其不僅交代了受賄12萬余元的事實，還交代了反貪部門沒有掌握的貪污4萬余元的事實。不僅拓展了查案初期涉及的犯罪事實，而且深挖了更為嚴重的犯罪事實。有的案件具有深入挖掘窩案串案的關聯深入性；例如，我在院查辦行賄人甘某時，在偵查初期，反貪部門僅掌握其給付賄賂3萬元的事實，數額較小。同時，尚未固定甘某行賄是基于“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核心事實。基層院對其果斷采取逮捕措施后，一舉挖出供電公司受賄窩案6人。從一例具有極大逮捕風險的行賄案件拓展為區域供電系統的商業賄賂窩案串案，較為典型地證明了合理運用逮捕強制措施對提升反腐敗打擊力度具有明顯的作用力。 

　　第四，逮捕實務中存在程序不當情況。《刑事訴訟法》與最高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均未規定撤捕程序。但是，我們細致分析逮捕案件的案卷后歸納的統計數據顯示，反貪部門報捕之后又撤捕的案件為4件6人，占所有報捕案件的6%。我們進一步詢問承辦人員，發現報捕又撤捕的主要原因在于偵查初期辦案時間緊張，反貪部門需要向偵查監督部門“借時間”。這在行賄案件中表現得更為明顯。例如，我院查辦的若干起行賄案件，因為需要為突破受賄人創造證據條件，對行賄人采取刑事拘留強制措施后，在反貪部門期限用盡且尚未成功突破行賄人的情況下，先報捕再撤捕，使用偵查監督部門審查逮捕的時間在拘留期限內加緊突破行賄人，固定言辭證據后撤回報捕，變更為取保候審措施。上述程序失當案件比例極低，但反映出來的問題值得引起重視。在《刑事訴訟法》及檢察機關辦案規則均未規定報捕又撤捕程序的前提下，我院反貪部門仍然借用偵查監督部門審查逮捕時間突破犯罪嫌疑人，一方面體現了檢察機關自偵部門拘留期限時間短、突破難度大的無奈；另一方面折射出決定逮捕權配置于同一檢察院，偵查監督部門對本院反貪部門查案工作的監督力度有限、監督關系不順、監督難度較大，進一步凸顯了改革職務犯罪案件決定逮捕權配置的重要性。 

　　三、逮捕權上提一級已出現的問題 

　　由上級檢察院偵查監督部門決定下級院自偵部門辦理的職務犯罪案件是否有必要對犯罪嫌疑人進行逮捕，能夠合理地解決自偵自捕、“以捕代偵”等所造成的監督缺失問題，符合正當程序的要求。但是，職務犯罪案件決定逮捕權上提一級，在檢察實務中存在較多問題。 

　 （一）職務犯罪案件查辦壓力加大 

　　職務犯罪案件決定逮捕權上提一級后，在文書移送、同步錄音錄像、兩級辦案人員溝通等環節將會出現更多的成本支出和時間耗費。尤其在報捕時間上，目前自偵部門報捕時間已經非常緊張，所有案件基本用足七日，絕大多數案件往往在期限最后一日下午才移送本院偵查監督部門。如果報捕案件需移送上級院偵查監督部門，勢必要預留出案卷周轉、公文來往的事務性程序時間，顯然會縮短偵查辦案時間。所以說，職務犯罪案件偵查階段不僅是對自偵部門查案的檢察實務能力的考察，而且是對自偵部門利用時間的管理能力的考驗。 

　 （二）自偵部門與偵監部門相互配合受限 

　　基層院自偵部門與偵查監督部門之間關于案件報捕產生的分歧基本可通過偵捕聯動、檢委會討論等途徑予以迅速解決。職務犯罪案件決定逮捕權轉移至上級院后，基于辦案思路、法律認識、風險決策等因素，上級院偵查監督部門和下級院自偵部門之間的分歧可能比較大。上下級院在證據把握上有不同標準，在風險決策上也有不同的立場，對于特定案件上下級院的爭議在短期內可能難以有效解決。例如，我院反貪查案實務中，反貪部門辦理的貪污挪用案件均在會計鑒定報告制作完畢后才進行報捕，偵查監督部門在沒有對會計鑒定報告作出審查的基礎上不會予以決定逮捕。但是，基層院的貪污挪用案件在實務中無法達到上級院的類似操作標準，貪污挪用案件的會計鑒定報告一般均在逮捕后的偵查階段中制作完畢。諸如此類的上下級院辦案模式、證據把握等方面的差異在職務犯罪案件上提一級后完全可能逐漸顯現，意見分歧嚴重的結果將會導致偵捕關系不順，自偵部門與偵查監督部門難以形成共識，偵捕聯動條件缺失。 

　 （三）具有逮捕風險的案件適用逮捕措施缺乏完善的操作規則 

　　對于賄賂案件中的行賄人或受賄人單方已經作出有罪供述的情況，或者職務犯罪案件犯罪數額雖不夠批捕條件、具有風險但有深挖可能等情況，實際上都非常適宜采用附條件逮捕措施。然而，目前職務犯罪案件在能否采用附條件逮捕、附條件逮捕的標準設定等方面均缺乏規定，司法實踐中職務犯罪案件只有捕與不捕兩種選擇，無法針對職務犯罪案件發展性極強的特點進行相對靈活的應變，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自偵部門的查案力度。 

　　在職務犯罪案件決定逮捕權上移以后，在考核機制、辦案風險、低質量案件或者錯案責任追究等綜合因素的影響下，大量具有發展性的職務犯罪案件可能因為上級院偵查監督部門證據標準掌控相對嚴格而直接決定不予逮捕，從而喪失繼續偵查取證以及深挖案件的良機。 

　 （四）對決定不捕案件缺少異議溝通機制 

　　職務犯罪案件由于是本院偵查監督部門決定是否逮捕，故《刑事訴訟法》并沒有規定相關的復議機制。然而，職務犯罪案件決定逮捕權上移一級后，偵查權和決定逮捕權分屬兩個單位的不同職能部門，對上級院偵查監督部門不予逮捕的決定，下級院自偵部門能否申請復議，上級院偵查監督部門如何回應自偵部門的不同意見，當前檢察實務操作規則中沒有明確的工作機制。決定逮捕權配置改革方案推出后，配套的異議溝通機制沒有及時進行規定，將會使得下級院自偵部門的異議和主張得不到規范、有效的反饋和審查，最終可能影響職務犯罪案件的質量和發展，有必要在職務犯罪案件決定逮捕權上提一級正式實行之前或者同時推出相關不捕復議機制。 

　 （五）人民監督員部分監督機制面臨調整 

　　在當前司法實踐中，對于職務犯罪案件不服逮捕決定的進入人民監督員監督程序的，程序啟動及相關具體事務工作由檢察院人民監督員辦公室負責，即采取“上級監督模式”。檢察院確定的人民監督員對下級檢察院查辦的職務犯罪逮捕案件行監督。但是，職務犯罪案件逮捕決定權上提一級后，如果人民監督員程序仍然按照現行模式進行操作，便轉化為“同級監督模式”，勢必出現檢察院確定的人民監督員對本級檢察院偵查監督部門決定逮捕的案件進行監督的狀況，人民監督員制度的外部監督力度必然會引起質疑。 

　 （六）律師介入的程序面臨調整 

　　從現階段的司法實踐情況來看，檢察機關偵查監督部門的審查逮捕工作基本上處于封閉式狀態，主辦檢察官審查逮捕階段不接待律師。對于審查逮捕階段如何處理律師提出的會見要求及提出法律意見等問題，目前司法實踐中尚未有具體的規定。職務犯罪案件偵查與審查逮捕上下交錯后，勢必對偵查階段律師介入職務犯罪案件產生一定影響。修改后《律師法》賦予了律師偵查階段會見當事人的權利。但是。職務犯罪案件決定逮捕權上提一級后，在下級檢察院自偵部門移送報捕材料后，等待上級檢察院偵查監督部門審查逮捕形成結論之前，律師要求會見的，是由下級檢察院偵查監督部門接待，還是由上級檢察院偵查監督部門接待等等，在審查逮捕階段，也就是律師介入時，在程序上所面臨的新問題。 

　　四、積極應對職務犯罪案件逮捕權改革的對策 

　　在明確職務犯罪案件逮捕情況以及決定逮捕權上提一級所存在問題的基礎上，應當積極思考，采取措施，努力消解檢察實務中的障礙，充分發揮該項改革方案的制度優勢。 

　 （一）建立不捕異議審查機制 

　　職務犯罪案件逮捕權上提一級后，有必要賦予下級院自偵部門對上級院偵查監督部門不予逮捕決定的申請復議權。異議審查機制的設置有利于通過刑事訴訟程序中的復議環節形成對下級院自偵部門的程序救濟。 

　　從訴訟原理上分析，賦予下級院自偵部門申請復議權，具有堅實的理論基礎。上下級檢察院是領導與被領導關系，故下級院應當服從上級院的決定。然而，職務犯罪案件決定逮捕權上提一級后，不僅存在領導關系，而且存在著上級院偵查監督部門對下級自偵部門的監督關系。這就出現了領導關系與監督關系的交織重合。由于監督關系的客觀存在，就有必要賦予被監督者程序救濟權。不捕異議審查機制能夠使下級院通過程序性手段優化上級院決定逮捕權，使逮捕與不逮捕的決定更為謹慎，從而提高逮捕案件質量。 

　　為完善異議審查機制，我們認為：下級院自偵部門認為上級院偵查監督部門不逮捕決定不當的，可向其提出復核；上級人院偵查監督部門應更換承辦人員，對報捕案件進行復核，并將結果通知下級院自偵部門。下級院自偵部門認為復核結果不當的，可提起復議；上級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對報捕案件討論后形成復議決定，并將結果通知下級院。 

　 （二）完善自偵與偵監部門的相互配合機制 

　　職務犯罪案件決定逮捕權上提一級后，檢察機關在有效打擊職務犯罪、整合控訴犯罪資源、提高訴訟效率等工作中都面臨著挑戰，不捕案件可能增多。有必要通過完善偵捕聯動機制，由上級院偵查監督部門積極介入偵查引導取證。 

　　對于重大疑難案件，上級院偵查監督部門應派員提前介入，參加下級院自偵部門的案件討論與決策，對偵查工作和辦案證據要求進行交流，注意及時解決意見交叉、標準不一、相互矛盾的情況。有必要在上級院偵查監督部門專門設置引導取證組，集中做好捕前引導，從自偵工作環節保證案件質量。 

　　同時，上下級院偵捕信息資源整合應實現常規化。上級院偵查監督部門與下級院自偵部門應定期召開職務犯罪案件偵捕聯席會議，對階段性案件總體情況進行溝通反饋，制定職務犯罪類案證據規則，對職務犯罪案件新趨勢、新手法以及辦案難點問題進行交流。 

　 （三）調整辦案方式 

　　基層院自偵部門在辦理案件過程中，有必要不斷強化查案能力，使基層院自偵部門向上級院偵查監督部門提供報捕材料的質量能夠達標，報捕前取證、固證到位。對于無法全面收集證據的案件，集中反貪局、反瀆局全部門的辦案力量進行團體作戰，對于符合逮捕條件的犯罪事實，全力突破。 

　　基層查案實踐中大量案件是可能涉及犯罪、但報捕前證據一時難以到位。對此，基層院應當改變查案方式，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合理借鑒上級院辦案模式，延遲立案時間，加大初查力度，盡可能在初查中鎖定證據；或者大膽采用以事立案的模式，收集證據之后再正面接觸犯罪嫌疑人。偵查工作一體化機制可以充分發揮上級院自偵部門組織指揮與協調的作用，集中優勢兵力調查取證，形成上下互動，左右聯動，相互配合，統一組織，分工協調的偵查工作機制。 

　 （四）進一步優化辦案技術 

　　當前檢察機關查辦職務犯罪案件證據分析手段陳舊單一，缺乏科技含量。在全新的控辯對抗模式與決定逮捕權配置下，查辦職務犯罪案件不僅要求偵查員敏銳洞察涉嫌職務犯罪者的心理動態，對于書證、物證、視聽資料等證據材料的科學分析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應在以下方面優化查案技術：（1）優化辦案軟件。有必要針對職務犯罪案件證據錯綜復雜的特點，設計電腦軟件，將獲取的數字化通訊證據材料、單位賬簿、稅務規范等繁雜信息轉換成可以用作進一步分析的統計數據表，以證據材料內部聯系、調整補充、時間變化等條目采取系統排列方法，對職務犯罪案件中的關鍵點進行準確定位，從而為固定犯罪證據、判斷偵查對象交待真偽、果斷進行查案決策提供協助。（2）優化同步錄音錄像。通過強化監督制約，確保全程同步錄音錄像工作的規范實施。用制度規范和約束全程同步錄音錄像工作，嚴格執行訊問和錄制分離的規定，堅決杜絕隨意性，確保同步錄音錄像客觀公正。落實專職錄音錄像錄制人員，規范操作流程，嚴格錄音錄像資料的管理和應用，杜絕違規操作和錄音錄像資料的安全保密。在健全內部監督的同時積極探索引進外部監督的機制，訊問和錄制分離的規定體現了內部監督制約的要求，僅依靠錄制人員來監督訊問工作的規范化是很難將監督工作落到實處的。因此，要積極探索聘請人民監督員對全程同步錄音錄像的監督，有效發揮全程同步錄音錄像規范執法工作的作用。 

　 （五）構建人民監督員監督的規范程序 

　　職務犯罪案件決定逮捕權上提一級，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決定進入人民監督員程序后，出現上級檢察院人民監督員監督本院偵查監督部門決定逮捕權的監督不力的程序弊端，有必要對人民監督員的提起程序進行規范，使之符合外部監督制度的設置目的。本人認為，對人民檢察院所辦理的職務犯罪案件中，出現的不服逮捕案件實施監督的，由省級檢察院人民監督員辦公室負責辦理監督活動的具體事務，從省級檢察院確定的人民監督員名單中，隨機抽取來確定監督員，對地區級檢察院決定逮捕的案件進行監督。地區級檢察院負責人民監督員工作的職能部門及其專職工作人員，應接受省級檢察院人民監督員辦公室對人民監督員具體監督事項的工作指導監督，認真做好配合協調工作。在省級檢察院層面啟動人民監督員程序，有助于解決地區級檢察院人民監督員監督本院逮捕案件的監督不力的問題，從而有效地對職務犯罪案件逮捕措施進行人民監督。 

　 （六）構建律師介入的規范程序 

　　由于審查逮捕階段期限較短、案件數量較大的辦案壓力，偵查監督部門的承辦人對于自偵部門移送逮捕的案件，只能對相關文書與案件材料進行書面審查，無法全面開展訊問犯罪嫌疑人、核實證人證言、審查物證等工作，更難以聽取律師提出的不應當采取羈押性強制措施的證據及相關法律理由。但是《律師法》實施后，律師不僅在偵查階段積極會見當事人，在審查起訴階段及審判階段提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意見，而且在原來處于封閉的審查逮捕環節，更需要與偵查監督部門承辦人進行正當意見交換。特別是職務犯罪案件決定逮捕權上提后，程序的運轉應由封閉式模式改變為開放式模式，且有必要加快實行開放式的審查逮捕運行模式，積極設置律師介入審查逮捕程序和提出法律意見及提供證據的程序細則，由上級檢察院偵查監督部門的承辦檢察官接待律師，確保律師會見權的有效行使，以及從維護犯罪嫌疑人不受錯誤或不當羈押的角度，就逮捕必要性問題與律師進行法律意見溝通。最終，在強化法律監督、維護公平正義的前提下，作出逮捕或不逮捕的正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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