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見是日常性的，可以說無所不在。要祛除偏見，恐怕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  

　　羅素在《一個自由人的崇拜》一文中說:“直到1870年，德國人被視為戴眼鏡的教授，內(nèi)向的、不知道外界的。但是從1870年起，人們對他們的觀念必須作劇烈的改變。大多數(shù)的美國人認為法國人老是從事于愛情上的陰謀，惠特曼談到法國人的時候說:‘狡猾的、中型沙發(fā)上的那對通奸的法國男女。’去法國居住的美國人因法國人嚴肅的家庭生活而驚奇，甚至也許感到失望。在俄國革命以前，人們相信俄國人有一個神秘的靈魂，那種靈魂使他們不能做成普通的明智的行為，但是給他們一種深沉的智慧，那種智慧是現(xiàn)實的民族所望塵莫及的。”這種對于某一民族的刻板印象，就是偏見。  

　　若論為什么會存在偏見，那原因自然是，判斷者獲得的信息是片面的，既然不能窺見全豹，就難免會產(chǎn)生偏頗的認識。有的時候，判斷者獲得的信息是全面和完整的，但他只愿意相信某一方面的信息，過濾掉的信息沒有起到幫助其形成正確判斷的作用，對于執(zhí)意只想相信某一片面消息的家伙來說，連上帝都幫不了他。還有不少偏見是在長期、反復(fù)的經(jīng)驗的基礎(chǔ)上形成的，美國哈佛大學(xué)法學(xué)院教授德簫維茨在《最好的辯護》一書中列舉了美國司法中的潛規(guī)則，其中之一就是有罪推定。盡管無罪推定已經(jīng)在刑事司法領(lǐng)域成為常識，但由于法官在審理案件過程中，接觸的被告人多數(shù)都是有罪的，面對一名新的被告人，法官在證據(jù)調(diào)查前還是會習(xí)慣性地認為這又是一個有罪的人。要祛除法官的偏見，不是空喊口號就能夠解決問題的。  

　　那么，為什么要祛除偏見呢?這個問題問得有點多余。偏見顯而易見的不良作用，是使我們模糊了發(fā)現(xiàn)真相的眼睛，我們對特定事物難以作出正確的判斷，有時就得歸咎于它，這正如一葉障目，不見泰山。  

　　當(dāng)然，也有些偏見是無害的，我們實際生活和工作中的偏見既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前者諸如偏愛、偏袒之類，都含有正面的偏見在里面，對于被偏愛者、被偏袒者來說，這種偏見可以甘之若飴;后者如歧視，含有負面的偏見在其中，被這種偏見擊中的人就倒了霉。許多偏見是個人化的，除了使一個人作出偏頗的判斷、評估之外，不一定有什么實害;也有一些偏見，有可能伴隨著危害行為或者招來禍端。尤其是，有些偏見是群體性的，一旦放縱，可能會導(dǎo)致一定損害后果。法國家喻戶曉的冤錯案件——德雷福斯案件之所以搞錯，對猶太人的偏見是原因之一。如果一個國家或者社會，存在巨大的偏見群體，就可能出現(xiàn)不問是非，只進行族群分類的簡單化思維，正義和理性之神就可能沒有棲身之處，要落荒而逃了。  

　　司法的主要功能是判斷，有人甚至稱之為本質(zhì)功能，在英文中，“法官”(Judge)的真正意思是判斷，所謂“法官”就是一個“精于判斷的人”。為了履行好法官之責(zé)，不能不掃除判斷上的障礙，避免我們判斷的眼睛蒙塵。偏見就是這樣的障礙，所以許多國家都會想辦法降低法官的預(yù)斷，防止法官的偏見。日本采行起訴狀一本主義，想要切斷偵查與司法的聯(lián)系，就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不過，其成效如何，就不那么容易做判斷了，反正聊勝于無，總比沒有更讓人放心。檢察官作為控訴者，比法官更容易產(chǎn)生偏見，這是由其特定角色決定的。為了減少檢察官的偏見，不少國家都極力勸導(dǎo)檢察官要恪守客觀義務(wù)，不能把自己降低為單純的當(dāng)事人。不過，既然角色決定心理，這種勸導(dǎo)必然是不容易徹底得到貫徹的。  

　　這提醒我們，對于偏見必須經(jīng)常性保持警惕。戲劇家賴聲川曾言:“當(dāng)我們看事物的時候，有沒有立即下判斷?如果有，就很難看事物的原貌，因為判斷遮蔽了視線，判斷是在通過過濾器看事物。……我們其實大半輩子都是在用既有的方式看世界。這個方式是日積月累而成的，久而久之，事情的原貌漸漸離我們越來越遠。最后，我們甚至可能不認識它了。對人也是一樣，可能從認識一個人的第一秒開始，我們就用上了偏見過濾器。久了之后，他被我們的過濾器不斷扭曲變形，直到面目全非的地步。真正的他消失在我們的過濾器之中。”  

　　這正是司法者要時刻保持警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