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是令人緬懷的年號。之所以如此，那原因自然是因為唐太宗是世人稱頌的明主，他善納雅言，減少施政錯誤，創(chuàng)造了盛唐耀眼的輝煌。他的長孫皇后是賢德有智慧的女人，單是“帥內(nèi)外命婦親蠶”，就值得史書記上一筆。魏征幾度諫勸唐太宗，唐太宗能夠虛心接受，還贊嘆“魏征一言，勝十萬師”，難怪李卓吾在《史綱評要》中幾度稱頌其為“圣主”，差不多是贊不絕口了。李卓吾說:“史言魏征善諫，愚以為幸太宗耳。不然，使遇好諛之主，未必不轉(zhuǎn)諫為諛也。”那意思是說，魏征知唐太宗非好諛之主而有進(jìn)諫的勇氣，換了昏君，也許就沒有人所欽敬的魏征了，因此，“君天下者，不可不以太宗為法”。 

　　不過，許多君主自以為英明，臣屬也愿意拿這話去奉承他，尤其是真的智勇過人之主，往往覺得別人不如自己高明，即使有魏征在面前，也不能細(xì)辨其言之忠善，采納與否，也就說不準(zhǔn)了。有時一句話說得不對，逆了主子的意，惹來雷霆之怒，吃不了兜著走，甚至送掉老命，何苦來哉! 

　　唐太宗的良臣，不止魏征一人而已。戴胄等人也是能夠忠言進(jìn)諫之臣。唐太宗深知為明主之道，曾問魏征:“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魏征說:“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下情可得上通也。”有魏征這樣的良臣經(jīng)常如此“教育”皇帝，唐太宗真是想不做明君都難。 

　　唐太宗固一世之雄主，自然不是沒有脾氣的濫好人，只不過沒有將一時之怒化為災(zāi)難而已。《史綱評要》記述這樣一件事:“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戴胄奏:據(jù)法應(yīng)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唐太宗講的話不是沒有道理，如果按照戴胄的依法說，嚴(yán)格依現(xiàn)行法處理這件事，就只能處以流刑，不能判處死刑，那皇帝的敕令還有啥信用，皇帝金口玉言，定下來的事落實不了，當(dāng)然干系不小。戴胄的反調(diào)，昭示守法與失信同來，守信與違法聯(lián)姻，真是惹人生氣，難怪唐太宗惱怒。 

　　戴胄自有他的道理，戴胄這樣回答唐太宗的斥責(zé):“敕者出于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fù)斷之與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戴胄此番言論，將法律與敕令的效力大小分出等差，稱法律的效力高于敕令，前者要全國上下共信共守，攸關(guān)國家誠信，后者不過是君主一時喜怒形成的，兩者沖突，應(yīng)當(dāng)取法律而舍敕令。至于失信，兌現(xiàn)敕令，不過是小信;遵守法律，方為大信，忍下小忿而保全大信，才是正確的選擇。戴胄的話，格局很大，確有道理，唐太宗接受了他的建議。 

　　戴胄談法律與誠信，讓我想起漢代張釋之的類似言論。當(dāng)年張釋之因犯蹕案向漢文帝進(jìn)言，當(dāng)時漢文帝也在盛怒之中。前因是，廷尉張釋之處理該案件，依法而斷，一人犯蹕當(dāng)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dāng)之罰金!”張釋之對文帝說的話，意思與戴胄的相似:“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張釋之提到法律是天子和天下民眾要共同遵守的，如果法律有明確規(guī)定卻不遵守，違反法律加重處罰，是法律失去對人民的信用，廷尉之職又是掌握天下公平的，如果法律被隨意揉捏，民眾就無所適從了。 

　　戴胄與張釋之關(guān)于法律信用之論如出一轍，都強(qiáng)調(diào)法律應(yīng)取信于民。他們的看法，大有見地之處，就在于認(rèn)識到，法律樹立在民眾中的信用，國家和政府才有了誠信。 

　　嗚呼!國家誠信是何等重要，法律被政府所遵守從而得到落實，真是國家誠信之所系。要是制定法律而不加以落實，甚至政府帶頭破壞法制，那就難免要讓人感嘆:古人的智慧真的是不遺傳啊。 

　　當(dāng)代人，不妨讀讀古人書，汲取一點智慧。